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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问我「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婚暴单亲家庭的生命故事

时间:2020-06-19  阅读:248  点赞次数:371  

细看婚暴单亲家庭的生命轨迹,面对双亲离异,成长过程里时常经历「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的问句,这样的举动,无形间亦在婚暴儿童心里留下阴影。

12 岁对小杰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虽然说爸爸醉醺醺的回到家,和妈妈起冲突,对小杰来说是从小就熟悉的景象,小杰的形容是:「他喝醉了,然后就『弄』(打)我妈。」但在小杰 12 岁时,妈妈做了不一样的决定:她声请保护令、诉请离婚。

这段过程冗长、艰辛,甚至可说是疑云重重,双方各自举出对方不适任监护的理由:出庭时爸爸提到妈妈的精神症状,妈妈则举出爸爸的管教不当与疏离。看着妈妈在这些诉讼过程中的煎熬,除此之外还要面对重新踏入职场、找住处等实际的生活困难,这一年小杰也做出他人生中的重要决定。

别再问我「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婚暴单亲家庭的生命故事
图/Anthony Intraversato @ Unsplash

根据内政部统计,过去一年台湾离婚率创下 5 年来新高,共计 5 万 4412 对夫妻离婚。但「单亲家庭」这个概念并不能完整涵盖所有单亲家庭经验,诸如丧偶、离婚、未婚单亲等不同原因所形成的「单亲」,在经验质地上其实都呈现差异。其中,「婚暴单亲儿少」经常必须于在短时内面对、处理大量尖锐议题,诸如偕母离家、住所变动、接受庇护,甚而出庭陈述等。而监护权的给定,也可能翻转儿少自小以来熟悉的生活方式。在保护流程尘埃落定后,当时微小稚气的声音,还有没有机会继续被倾听?(推荐阅读:NFL 球星家暴事件:问女人何不离开,不如问男人为何打人?)

今年 18 岁的小杰,在父母的婚姻暴力后成为单亲孩子,谈起他自 12 岁起父母进入离婚诉讼后至今的生命轨迹,看似桀骜不逊的他,似乎又回到当年那个犹豫、踌躇不决的孩子。

小杰的自白 

婚暴儿少的艰难考验:家暴冲突中的忠诚议题

对于小杰 12 岁时的选择,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其实无论是民法第 1055 条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皆重视儿童的「表意权」,在开庭时,如果孩童满 7 岁甚至 6 岁,法官通常都会请父母离席,让孩子单独留下来,法官会尽可能用符合孩子岁数的方式发问,诸如生活作息等,旁敲侧击孩子的感觉。但即便如此,儿少还是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诸如关係建立的深浅、现场的动力、个别特性等,错失表意的完整性。

台北地方法院家暴服务处/家事服务中心督导黄心怡指出,出庭时孩子面对的不只是法官,还有当时的氛围。尤其在高冲突的婚姻中,孩子最常面对的就是「忠诚」议题,且极可能在过去的生活中只因为说了什幺或做了什幺而引起父母很大的情绪。而出庭时面对的又是更未知、更关键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跟孩子保证,你今天讲的,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不会知道。我自可以跟孩子讨论的是,你担心的状况发生时,你会怎幺因应?」黄心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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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edd Angelo @ Unsplash

但如果孩子没有目睹冲突也没有受暴,法官也未转介社工,孩子对于权利资讯的需求,可能就会被漏接。孩子或许有其他支持性的服务,但当他要身为一个权利个体出庭的时候,却是孤单的。所以小杰提到,他也许不需要这幺多的「关心」,但「小孩应有的权利要给他」、「小孩应该知道的资讯,要告诉他」。

此外,一位青少年社工则表示,在他的服务经验里,家访时儿少表达通常受限于家庭动力,相比之下,他们在学校里比较能开放的表达,这也是校访的意义。至于校访安排在哪个「时段」,通常必须与学校老师联繫、沟通。老师的立意其实也出于良善,安排时总是尽量避开「正课」,因此社工和孩子会谈的时间点,往往在中午、早自习或所谓「不重要的课」。

只是,这些「不重要的课」、校园作息里的鬆散时刻,往往才是儿少与同侪连结的大好时机。对有中辍议题的儿少而言,失去这些时刻,是否又降低了他们与学校、同侪连结的机会、形同再一次将他们往外推?别再问我「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婚暴单亲家庭的生命故事

社会工作婚暴网络的信任与分工,hold 住一个家

当时服务小杰的社工「咖哩」本名刘柏传,对于小杰他还记忆犹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社会化』程度已经颇深,社区里已有很多系统(例如帮派)跟他接触。」

咖哩目前是台北市西区少年服务中心督导,中心每年提交的报表里,有一份「单亲家庭福利服务报表」,必须统计单亲家庭的服务比例。「我自己手头个案高达 3/4 都是单亲,这些单亲里面,因婚暴因素离异的比例又占了 4 成。」

显见「婚暴单亲」确为许多儿少在不同时间点经历的生命轨迹。「像小杰这样的孩子真的很多。外显看来是孩子中辍了、学坏了,其实是这个家庭解组了。我们看到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是背后家庭结构遇到了困难。」咖哩说。

咖哩认为婚暴的影响对孩子来说真的很深刻,他们可能会因此跟关心他们的人保持安全距离。咖哩解释:「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很多资源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孩子很敏感,会觉得『怎幺了,大家都要找我,然后都问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社工之间的分工很重要。」

黄心怡也指出,如何衔接服务确实是一门学问,社工必须尽量避免落入「资料蒐集式」的服务中:「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网络工作,例如如果一定要问,可以先问受害人的社工、相对人(婚暴事件中的另一方,相对于受害人)的社工,或其他婚暴网络中的伙伴。这其中又包括哪些事情是我承诺个案要保密的、哪些事情不要带到个案耳中,或者我这样问的动机是什幺⋯⋯婚暴保护是一张网,因着服务关注的点不同、接住的部分不一样,如果网络中的社工都很信任彼此、讨论都很公开,大家彼此合作,也许就可以 hold 住这个家。」

事情真的过去了吗?

今年 3 月 3 日,高雄早餐店女老闆遭员工前夫枪杀,早餐店员工阮女与丈夫结婚 13 年,育有 12 岁的女儿,去年 11 月 24 日发生家暴,民事法庭在 12 月 28 日核发保护令,而 2 人已在今年元月离婚,女儿监护权也归前夫所有。但前夫归咎早餐店老闆及员工挑拨,才让亲密关係走不下去,因而发生憾事。(推荐阅读:儿少安置机构被遗忘的少年:「老师,妳为什幺要来这里给我们糟蹋」)

这个社会案件看来似与小杰的故事南辕北辙,但背后其实是类似的命题:亲密关係已结束、监护权也没有争端,保护流程可说是尘埃落定,但当事人的需求尚未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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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guyên Nguyên @ Unsplash

施暴的人也需要被倾听

黄心怡认为,保护令的审理及离婚诉讼期间是社福网络介入的最佳时机。「大部分看起来很生气的相对人来到家暴服务处,其实都有一个『说』的需求,只是在这些过程里,常常没有人听他说。」

而关于服务的期程,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侯淑茹则提到,婚暴相对人服务的「起头」非常困难,「中间」又容易被截断。侯淑茹解释,许多相对人在刚开始时就会认为:「你(指社工)也受家暴中心委託,也只会听一方的说法,不会听我这边的说法。」

但可能在经过 3 个月后、终于和他建立一点工作关係时,此时两造可能已经分居、暴力暂时稳定,当事人又往往会告诉社工:「你服务我只是担心我太太再受暴,但现在我跟老婆已经分开了,已经不需要(服务)了。」往往在这样的「错身」下,便错过了挖掘当事人角色需求的机会,他可能仍是一个措手不及的「单爸」,或孤单失落中容易情绪激动的人。

咖哩及黄心怡皆提醒社服网络中「分工」的重要,然而对于婚暴事件中的当事人、相对人与像小杰这样的婚暴儿少而言,社福系统如何能在最佳的服务契机进入,服务又该持续多久,考验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网络与支持系统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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